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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政

      1978:改革之發軔

      趙一葦  2019-10-09 19:52:39

      “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 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

        1978年12月22日,陳云、鄧小平、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自左至右)出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圖/新華

       

        1978:改革之發軔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趙一葦

        發于2019.7.1總第905期《中國新聞周刊》

       

        1978年6月30日晚11點,夜色已濃,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依然燈火通明。

       

        這是一場持續了7個多小時的會議。中央政治局正在聽取谷牧關于考察歐洲五國的匯報,出席匯報會的有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聶榮臻等中央政治局成員以及王震、康世恩兩位副總理(鄧小平另找時間單獨聽的匯報)。

       

        為這場匯報,谷牧做了精心準備,他手里拿著的這份1.5萬字的《關于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報告》是考察團花了半個月時間寫成的。但他沒料到,會開得如此之長。

       

        來自外面世界的新鮮信息,令聽匯報的每個人都感到震撼。這些領導人均表示,該是下決心采取措施、實行對外開放的時候了。

       

        “第一次提(引進)65億,第二次180億,現在有一些新的設想,步子還可以再大一些。”華國鋒說。

       

        農村政策悄然轉向

       

        “不準泄密!”

       

        1978年2月,山西省聞喜縣南郭村19名社員冒著極大的風險,悄悄簽署了一份包產到戶的合同。每一份按著大紅手印的合同上,都寫下了這四個字。

       

        起草這份秘密合同的人叫張炳新,是南郭村第三生產隊隊長。他悄悄找了村里19個膽子大的社員,以生產隊隊委會的名義與他們簽下了一份約定“超產部分歸自己所有”的合同。到了秋天,19戶社員承包的棉田總產8000多斤,比上年翻了一番還多。

       

        這是中國農村改革真正的第一村,早于安徽肥西縣小井莊的包產到戶約9個月,早于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包干到戶約10個月。

       

        1978年冬,安徽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按下紅手印的“大包干”契約。圖/新華

       

        但地處“農業學大寨”的策源地山西,這個“第一村”并沒能成氣候。支持此事的聞喜縣縣委書記張世賢還受到了省農委的批評。

       

        同樣支持生產隊自主權的安徽滁縣地委書記王郁昭的命運就大相庭徑。1977年春,他主持基層農村調查后,向省委寫出了報告,提出落實農村經濟政策的六條措施。當時的省委領導并不認可這份報告,依然強調“學大寨”抓綱治國。直到1977年6月,中央改組安徽省委領導班子,萬里調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王郁昭的報告才引起了萬里的重視。

       

        在滁縣地委報告的基礎上,安徽省委形成了《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幾個問題的規定》(簡稱“省委六條”)。文件強調,農村工作要以生產為中心,實行按勞分配,尊重生產隊自主權,允許和鼓勵社員自主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開放集市貿易等等。

       

        王郁昭后來擔任了安徽省省長、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等職。曾擔任其秘書多年、現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的崔傳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隨著“省委六條”的貫徹,安徽省農村政策放寬,群眾思想開始活躍,一些地方偷偷搞包產到組、小宗作物包產到戶、口糧田等多種聯產承包責任制,實際上揭開了安徽省農村改革的序幕,敲響了中國農村改革的鐘聲。

       

        1978年2月,《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向全黨推薦安徽的“省委六條”。

       

        在基層和地方,中國農村經濟政策已悄然變向,“農業學大寨”的口號逐步為“落實農村政策”的呼聲所代替。但在高層,分歧依然嚴重。

       

        整個1978年,紀登奎作為分管農村工作的常務副總理,都在為預定于1978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準備。會議主題是經濟工作,核心是農業問題。紀登奎主持了兩個農業文件的起草,一是《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一是修改《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

       

        曾任紀登奎秘書、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的趙樹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華國鋒、陳永貴等領導人主張更好地推廣大寨體制,特別是希望更快地實現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向大隊過渡。紀登奎則主張穩定生產隊基礎,給予農民較多的經濟活動自由。他多次公開與陳永貴爭論,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大寨經驗中“割資本主義尾巴、收自留地、限制家庭副業、取消集市貿易”等核心內容。

       

        這兩個文件在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獲得通過。文件提出了“三個可以”,即可以按定額記工分,可以按時記工分加評議,也可以包工到作業組,但同時又規定了“兩個不許”,即不許分田單干,不許包產到戶。

       

        1981年,部分“大包干”帶頭人在茅草屋農舍前合影。圖/新華

       

        “包產到戶”,這曾折了無數有識之士的政治生命的四個字,當時依然令人談虎色變。其最終破題,還要等到1982年的中央“1號文件”。但高層的容忍度,畢竟不同了。農村改革雖然受挫,探索卻并未中斷。

       

        “中國農村改革成功的關鍵,恰恰在于政府包容了農民的首創,尊重了農民的選擇。”趙樹凱說。

       

        出國考察潮

       

        1978年,中國進行了內部稱為“還債”的密集外交出訪。

       

        自1972年尼克松訪華的破冰之旅后,美國、英國、日本等主要西方國家元首都先后訪華,由于各種原因,中國卻并無對等級別的回訪。因此,“文革”結束后,中國領導人開始有意識地進行回訪。

       

        這一年,中國有12位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以上的國家領導人,先后20次訪問了51個國家。

       

        1978年也是鄧小平出訪最多的一年。年初訪問緬甸和尼泊爾,9月訪問朝鮮,10月下旬訪問日本,11月訪問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出訪的親身見聞,加上其他考察團的匯報,強化了他的緊迫意識,也使他的改革思路更加清晰起來。

       

        8月14日至9月1日,華國鋒對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伊朗進行了訪問。這是繼毛澤東1957年訪問蘇聯后,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第一次出國訪問,也將出國考察推向了高潮。

       

        除了外交需要,領導人的一個重要意圖就是,親眼看一看世界各國的現代化究竟已經發展到什么程度,并尋找中國可以借鑒的經驗。

       

        中國當代史研究學者、《探路之役》作者蕭冬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1977年,編制現代化長期規劃的問題提上了日程。對外引進,被視作實現規劃目標和尋找資源的重要方式。

       

        進入1978年,出國考察的目標開始從落實引進項目轉為尋求國外先進管理經驗。這年2月,國家計委在向中央政治局作的《關于經濟計劃的匯報要點》中提出,有計劃地組織干部到國外去考察。

       

        其中,有四次考察具有重要地位,分別是以段云為組長的港澳經濟考察組,以李一氓為團長的南斯拉夫、羅馬尼亞訪問團,以林乎加為團長的中國赴日經濟代表團,以谷牧為團長訪問西歐五國的中國政府代表團。

       

        1978年6月5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參觀斯多福露天煤礦。圖/新華

       

        這年最重要的一次考察,當屬分管外貿的副總理谷牧率領的西歐五國之行。代表團成員有水電部部長錢正英、農業部副部長張根生、廣東省副省長王全國等七八位部級干部和二十余名長期從事經濟工作的中央和地方負責人。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團先后赴法國、西德、瑞士、比利時、丹麥考察,訪問了25個城市、80多家機構。

       

        代表團回國后,完成了《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報告》,于是有了本文開頭描述的匯報會。

       

        在出發之前,鄧小平專門找谷牧談話,回國后再約谷牧談話,詳細詢問了出訪情況,并講了三點意見:一是引進這件事一定要做,二是要下決心向國外借點錢搞建設,三是要爭取時間。

       

        對于考察團帶回的信息,華國鋒不僅重視,而且很興奮。據胡耀邦在中央黨校的傳達,7月6日,華國鋒把他找去,從下午3點談到凌晨1點多。“他反復問:耀邦,你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使我們國家迅速地富強?用他的話是‘興旺發達’。”華國鋒提出,要繼續出國考察。“不但部長、副委員長、副總理、省委書記,連有些廠長也要出國考察。今年下半年我也要出國。”他還說,要號召高級干部學一點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規律。

       

        引進外資

       

        從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發展到引進外資,是1978年前后最值得關注的重大突破之一。

       

        新中國成立后,曾獲得蘇聯總計26億美元的貸款,1964年還清蘇聯債務后,中國成為一個以“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為傲的國家。在此期間,利用外資的形式僅有兩種:通過中國的金融機構吸收國外存款,和延期支付。除此之外,其他利用方式都是禁區。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字,1978年末的中國,外匯儲備僅有15.57億美元。從何處籌集資金搞建設?有兩種方案,一是提高國內的資金積累率,二是引進外國的資金。當時國內的積累已經達到極限,積累率在30%以上,只能降低,不可能再提高。

       

        至此,從國外“借錢搞建設”的新思路,呼之欲出。

       

        谷牧出訪帶回的信息是:多個西歐國家存在希望解決資金過剩問題的急切心情。西德黑森州副州長卡里表示,可提供200億美元存入我銀行,供我們使用。北威州州長屈恩在宴會上提出,如愿意接受50億美元,可以馬上定下來;接受200億美元,宴會后談判一小時就可以定下來。法國巴黎銀行在代表團回國后,就派人來北京商談提供25億美元存款事宜。

       

        鄧小平同胡喬木等人談話時說,現在的國際條件對我們很有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沒有出路,愿意把錢借給我們,我們卻不干,“非常蠢”。

       

        華國鋒在一次談話中說:“一種辦法是讓外國剝削一點去,干翻身有什么不好?另一種辦法是借自力更生為名,搞假‘左’,五十年也翻不過身來。哪種好?中央準備采取大的政策引進。”

       

        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要求國家計委提出一個引進新技術的單子。國家計委進行了研究,并廣泛征求了意見。各方面提出的擴大技術引進的設想,需要用匯超過1000億美元。國家計委初步整理,匯總了一個850億美元的方案。7月11日,國家計委副主任李人俊在國務院務虛會上作了匯報。

       

        華國鋒肯定了這個思路,說現在提出“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這也是合乎認識規律的。

       

        李先念提醒要注意國民經濟的平衡。他說:“我懷疑能否借到500億美元?借了500億外債還不起,國際上對我們的觀感就要變。500億美元也不是一下子全都用,我想先借200億美元,用點還點,還點用點,滾著用,大概就差不多了。”

       

        雖然有這樣一些顧慮,高層還是作出了進一步擴大引進規模的決定。9月9日,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結束時宣布:今后十年的引進規模可以考慮增加到800億美元。

       

        蕭冬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包括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在內,整個高層普遍有一種“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的心態。因此,國務院務虛會在發展速度和引進成套設備方面也表現出一些急于求成的情緒。

       

        12月15日,外貿部部長李強在香港公布了中國利用外資政策的重大轉變。他說,商業貸款和政府之間的貸款,中國都可以接受。“基本上國際貿易上慣例的做法都可以干。”

       

        擴大企業自主權

       

        對中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破題,最初從上到下都把目光集中在擴大企業自主權上。

       

        1978年10月底到12月上旬,國家經委再次組團訪問日本。考察團中的袁寶華、鄧力群、馬洪、孫尚清、吳家駿等人均表示,必須從理論上提出發展商品經濟,而發展商品經濟離不開企業根據市場需要生產。在提交國務院的報告中,考察團提出了在中國發展商品經濟和企業改革的問題。

       

        李先念支持這個報告,他說:“經濟要搞好,首先是企業要搞好,要擴大企業自主權。”

       

        1978年8月,四川省委第一書記隨華國鋒訪問南斯拉夫,歸程中向華國鋒提出,讓四川改革先行一步,一是給農民特別是盆地周圍山區的貧困農民自主決定生產的權利;二是賦予國企改革的分配權,以激發其活力,提高經濟效益。華國鋒同意讓四川先搞改革。

       

        當年10月,四川省委選擇了不同行業有代表性的6家企業,率先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允許在完成計劃后提留少量利潤作為企業基金,允許給職工發放少量獎金。經過三個月的試驗和討論,四川省委在次年2月制定了《關于擴大企業權利,加快生產建設步伐的試點意見》(簡稱“十四條”),進一步擴大試點范圍。隨后,云南省、廣西柳州市也先后仿效四川省的做法。

       

        國家經委支持這些地方的試點,經過調研,形成了“擴權十條”。但財政部擔心擴權讓利會影響國家財政收入,與國家經委發生了分歧。在1979年7月召開的全國工交會議上,云南省代表用數據說明,擴權不但沒有影響財政收入,反而增加了收入,最終說服了財政部代表,達成了擴權改革的共識。

       

        袁寶華說,從深層次講,企業擴權是要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限制,最后找到了這么一個突破口,這實際上成為中國企業改革的開端。

       

        中央工作會議的議題突破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

       

        本來這次會議的議題主要有三項:討論《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兩個文件;討論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規劃;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

       

        在宣布議程的同時,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先用兩三天時間討論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

       

        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張金才向《中國新聞周刊》指出,事實上,及時結束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是1978年9月鄧小平在東北地區視察工作時首先提出來的。

       

        但11月12日,陳云在分組討論會上的發言“放炮”,改變了會議的進程。

       

        陳云提出了為薄一波等61人所謂叛徒集團案以及陶鑄、王鶴壽、彭德懷等平反,及其他幾個敏感而重大的問題。他的發言在簡報上刊登后,在各組都引起了強烈反響。

       

        親歷這次會議的于光遠回憶,這個會議還有一個特點,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兩個陣營的主要人物都在會上。三十來天的分組會,幾乎每天都直接間接地觸及這個問題,發言都很坦率和尖銳,不模糊,不藏頭露尾,把汪東興等也點了出來,而這一點在學術界討論時是不便指明的。這把1978年的這場全國性大討論,引向徹底和深刻。

       

        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

       

        由于形勢的變化,鄧小平重新起草了在閉幕式上的講話稿。這篇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實際上成為了緊接著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他說,目前進行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這是思想路線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是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華國鋒也在閉幕會上講了話。他在講話中承擔了責任,作了自我批評,認為“兩個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當時對這兩句話考慮得不夠周全。

       

        此外,他還談了關于集體領導的問題。他說,希望今后各地區各單位向中央作請示報告的時候,文件的抬頭不要寫華主席、黨中央,只寫黨中央就可以了。中央黨政軍機關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辦理,也不要提“英明領袖”,稱“同志”好。

       

        參加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中央委員舉手表決通過公報。圖/新華

       

        12月18日晚,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幕。

       

        經過選舉,陳云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和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等9人增補為中共中央委員。

       

        伴隨著全會落下帷幕,“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停止使用,“兩個凡是”的方針被徹底否定,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逐步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開始形成。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正式開啟。

      責任編輯:郭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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