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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政

      1992:中國向何處去

      徐天  2019-10-09 20:07:20

      對外開放的一些舉措被詰問姓“資”還是姓“社”, 左右分野十分明顯

        1992年2月12日,鄧小平在上海閔行經濟開發區參觀。圖/新華

       

        1992:中國向何處去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徐天

        發于2019.8.5總第910期《中國新聞周刊》

       

        鄧小平向蛇口碼頭走了幾步,突然轉過身來說:“你們要搞快一點!”

       

        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李灝鄭重回答:“您的話很重要,我們一定搞快一點。”

       

        這天是1992年1月23日,按照事先的安排,鄧小平即將離開待了四天的深圳,在蛇口碼頭乘船前往珠海。這是他離開深圳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話。

       

        多年后,李灝談起自己的理解,認為這句話不僅僅是對深圳說的,“這個快不能理解為盲目地只講GDP,而是總體上要有個速度。小平講過后,全國會有個壓力,要解放思想。”

       

        1992年的中國,正面臨著向何處去的焦慮。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國際上唱衰社會主義的聲音不絕。國內則剛剛經歷了一場政治風波,“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和平演變”的輿論比比皆是,對外開放的一些舉措被詰問姓“資”還是姓“社”,左右分野十分明顯。

       

        面對爭論,鄧小平選擇了去南方。

       

        這趟行程原本是保密的,最初內地的媒體沒有報道,只有當地市民和聞風而來的香港記者,目睹這位穿著灰白夾克、年近九旬的老人,走訪了廣東的一處又一處。

       

        風暴眼中的人們并不知曉,不久后,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實錄將傳遍國內,給這場持續已久的左右之爭畫上句號,同年召開的十四大將據此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概念。

       

        中國向何處去?鄧小平給出了自己的回答。

       

        “皇甫平”事件

       

        “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干啊!……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東如果像深圳經濟特區那樣,早幾年開發就好了。”

       

        1991年2月,鄧小平在上海這樣說。

       

        自1988年起,鄧小平習慣于去上海過春節。前幾年,他大多待在西郊賓館里。相較之下,1991年的行程安排十分特殊,已于一年多前宣布退休的鄧小平,不僅登臨新錦江飯店頂樓旋轉餐廳,聽取有關浦東開發開放的匯報,還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談話。

       

        “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會有不同意見,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習慣,二是怕,怕出問題。光我一個人說話還不夠,我們黨要說話,要說幾十年。”

       

        “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

       

        “發展經濟,不開放是很難搞起來的。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都要搞開放,西方國家在資金和技術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么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試第一個就要準備失敗,失敗也不要緊。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這些話對當時的上海來說,無疑是及時雨。1990年,中央決定開發浦東,上海正在落實開發事宜。鄧小平的講話被小范圍印發傳達。

       

        時任《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副總編輯的周瑞金,在上海市委領導的家中見到了這份講話材料。領導的本意是讓他了解情況并把握宣傳口徑,并沒有讓他做記錄,也沒有直接布置他寫文章。不過周瑞金認為,鄧小平的談話分量非常重,非常有針對性,“絕對不是只對上海講的,而是對全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總動員。”

       

        中國在那幾年,不僅僅經歷了國內形勢的變化,國際上,社會主義陣營如多米諾骨牌般劇烈變動。1989年,波蘭、匈牙利共產黨先后失去執政地位,政治體制更迭為多黨制。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夫婦被臨時成立的軍事法庭執行死刑,國家實行三權分立、多黨制。當年11月,柏林墻倒塌。1990年,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發生政權更迭,南斯拉夫一分為五,東西德則實現了統一。

       

        國內國際雙重形勢之下,全國媒體幾乎都在集中火力抨擊“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和平演變。在周瑞金的印象里,媒體已有19個月未曾對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做出正面評價了。

       

        鄧小平的講話所傳達出的改革信息,深深觸動了周瑞金,他思考著應如何宣傳這一講話精神。

       

        離1991年的春節只有三天了,按照《解放日報》的傳統,周瑞金會在大年初一的頭版撰寫千字文章賀新春。顯然,這不足以宣傳鄧小平的講話精神。他找來報社評論部的凌河、上海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鴻,后者恰好在市委研究室也已聽到了傳達,三人決定合作寫幾篇署名文章。

       

        1991年2月15日,羊年的大年初一,《解放日報》頭版的上半版刊登鄧小平與上海市委、市政府領導迎新春的新聞報道和大幅照片,下半版則加框刊登了三人討論后的第一篇文章——《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署名“皇甫平”。

       

        后來,很多人解讀這個筆名的意思是黃浦江評論,而據周瑞金說,其真正含義是,奉人民之命輔佐鄧小平。

       

        之后每隔20天左右,都會有新一篇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文章出現,直至4月12日收尾。四篇署名文章的內容都是轉述鄧小平上海談話的精神。比如,第二篇文章《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中指出,在改革深化、開放擴大的新形勢下,要防止陷入某種“新的思想僵滯”,這種“新的思想僵滯”具體表現為,把發展社會主義市場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把利用外資同自力更生對立起來,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頓對立起來等。

       

        第三篇文章《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提出,“90年代上海的開放要邁出大步子,必須要有一系列嶄新的思路,敢于冒點風險,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例如開發浦東,設立保稅區,實行進入自由,免征出口稅等帶有自由港性質的特殊政策,對于這類被稱為造就‘社會主義香港’的嘗試,如果我們仍然囿于‘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那就只能坐失良機”。

       

        文章一經刊登,不少讀者打來電話,詢問作者是誰,也有人來打聽文章背景,是否得到了授意。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一場文字之爭開始了。《當代思潮》《真理的追求》《高校理論戰線》等雜志都紛紛發文,質問“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對于那種不許問姓資姓社的觀點,人們也不妨問一問:它所代表的思想傾向,究竟是‘姓社還是姓資’?”

       

        兩個月之后,蘇聯發生了“八一九政變”。幾天后,戈爾巴喬夫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并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當年12月26日,蘇聯解體。

       

        國際上唱衰社會主義的言論甚囂塵上,國內“反和平演變”被提到了和經濟建設同樣重要的位置上。

       

        《人民日報》也發表長篇文章《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和防止“和平演變”》,提出“全黨和全國人民現在有雙重任務——階級斗爭和全面建設”。

       

        當年八九月,一批央媒開始刊發批判“皇甫平”的文章。周瑞金回憶,這些文章稱,“皇甫平”署名文章“引向資本主義邪路”“斷送社會主義事業”“不合黨章條款”“改變共產黨人的政治綱領”。

       

        矛頭顯然不僅僅是針對“皇甫平”了。周瑞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們針對的是鄧小平。”

       

        在這種山雨欲來的氣氛中,鄧小平在關心什么?周瑞金說,當時流傳著一句話:“京都老翁,坐看風起云涌。”

       

        據《鄧小平年譜》,1990年8月20日,鄧小平與江澤民、楊尚昆、李鵬、錢其琛討論前一天蘇聯發生的事情。他說:“穩這個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特別要注意,根本的一條是改革開放不能丟,堅持改革開放才能抓住時機上臺階。”

       

        鄧小平的擔心是有理由的。統計數據顯示,當時,由于西方國家的制裁、封鎖,再加上國內經濟的整頓,中國GDP增速從1988年的11.3%下跌至1989年的4.1%、1990年的3.84%。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從未有過的低速。

       

        “這里是很好的社會主義”

       

        “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是如此。”

       

        這是鄧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在途經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一段談話記錄。

       

        在焦慮、疑惑、無所適從的氣氛中,鄧小平沒有做文字之爭,而是選擇了直接行動——去南方。

       

        李灝1985年調任深圳市委書記后,每年都邀請鄧小平來深圳視察,從未如愿。但1992年,鄧小平卻“不請自來”。

       

        鄧小平的女兒鄧林后來接受媒體采訪時談道:“我覺得他心里有了想法,他不希望這個改革開放的步子慢下來,要繼續快,所以他來了。他那時經常在家里說這樣一句話,世界給中國的機會非常少,這次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如果我們不抓住,我們對不起我們的子孫,我們的國家。”

       

        先遣組抵達廣州,傳達了“小平同志是來休息”的意見。另外提出要求,“不要專門匯報,不要陪餐,不題詞,不見記者,不攝影,不報道”。不過,經過申請,深圳市被允許錄音,并做文字記錄。

       

        1992年1月19日一早,鄧小平抵達深圳,考慮到他年歲已高,當天上午沒有安排行程。沒想到,鄧小平卻歇不住。時任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的陳開枝回憶,鄧小平進屋沒一會兒就對他說:“到了深圳,坐不住啊!你快點叫車,讓我出去看看!”

       

        自1984年后,鄧小平已有八年不曾到訪深圳。與剛剛成立特區時相比,此時的深圳,道路、樓群甚至花木,都已截然不同,更不要說已經進行的嘗試與改革,包括土地有償使用、發展股份制、建立證券市場,以及公務員制度和廉政建設。參觀市容時,鄧小平感慨道:“我沒想到發展那么快。”

       

        行程的第二天,鄧小平到深圳羅湖區的最高建筑國貿大廈頂樓參觀。那里可以俯瞰當時發展最繁華的羅湖區以及深圳大部分市區,還能看到對面的香港。

       

        李灝希望能夠趁這次俯瞰深圳全景的機會,向老人家匯報,得到像1984年那樣的重要指示和支持。因此,他們事先在鄧小平坐的地方擺上了介紹深圳的一些圖文資料。

       

        時任深圳市委副秘書長的李羅力回憶,出乎自己意料的是,鄧小平在聽完匯報后,激動起來,開始了幾十分鐘的講話。這讓在場的很多人措手不及,因為沒想到他要講話,事先沒有準備。

       

        在此之前,經過短短一天的接觸,李羅力認為,鄧小平是“很寡言,很沉默,很寧靜的人”,而在這幾十分鐘里,除了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和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偶爾的插話,其余時間一直是鄧小平侃侃而談。他講得十分激動,以至于李羅力注意到,鄧小平不斷用手勢來加強自己表達的情緒,手指都在微微發顫。李羅力事后核對了南方談話的全文,至少有六成都是在國貿大廈頂樓的旋轉餐廳內講的。

       

        “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

       

        “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們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李羅力用“振聾發聵”來描述當年聽到鄧小平講話時的感受。

       

        多年后,人們已完全能理解鄧小平的這份激動。深圳是當時中國的一塊試驗田,用李灝的話說,深圳用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是走得通的。鄧小平當時直言:“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無論在深圳還是在珠海,鄧小平都對當地負責人說過類似的話:“不是有人議論姓‘社’姓‘資’問題嗎?你們就是姓‘社’,你們這里是很好的社會主義。”

       

        1月29日,鄧小平離開廣東,前往上海。春節期間,他與上海的干部談話,再次強調自己的態度:“到本世紀末,上海浦東和深圳要回答一個問題,姓‘社’不姓‘資’,兩個地方都要做標兵。要回答改革開放有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資本主義。”

       

        中國再次進入快車道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給當時正在討論起草中的十四大報告定下了調子。

       

        計劃與市場,中共高層對此討論了多年。上世紀80年代初,陳云提出了“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新構想,這一“主輔論”被寫入了1982年的十二大報告以及當年年底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所通過的新《憲法》。

       

        不過,經濟學家吳敬璉回憶,僅僅依靠變通性的政策調整,并不足以實現國家振興。于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國內開展了一場參與人員眾多的“改革目標模式”大討論。

       

        變化的開端是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定了中國實行的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決定全面進行經濟改革。1987年,十三大報告對此進行進一步闡述,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明確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自1991年8月起,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籌備召開專家座談會,為次年的中共十四大做思想準備,考慮提出什么樣的經濟體制作為改革指導思想,特別是關于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應該用什么樣的提法。

       

        許多熟悉的名字,出現在那次座談會上,包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吳敬璉、林毅夫,中國人民銀行的周小川,原國家計委的郭樹清等。

       

        吳敬璉回憶,當時,與會經濟學家在與江澤民的對話中,令人信服地論證了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必要性。

       

        據媒體后來披露,座談會主要探討三個內容:首先分析資本主義為什么“垂而不死”,其體制機制中有哪些值得學習的東西;其次分析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劇變;在深入討論這兩個問題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議題。

       

        大家最終得出結論,蘇共垮臺,最重要的是經濟因素,“是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在競爭中慘敗了,敗給了以美國為首的市場經濟國家”。

       

        次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傳遍全國。他在談話中表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

       

        中央對待“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的態度也進一步明朗化。

       

        經濟學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劉國光回憶,當時,十四大報告起草組經過各方面學習,對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建立新經濟體制等問題,有了一些新提法。

       

        1992年5月,起草小組就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問題,歸納各方面意見,將經濟改革目標模式總結了三種提法:一是建立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二是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三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江澤民曾把劉國光請到中南海談話,說他個人比較傾向于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法,問劉國光的意見。劉國光表示贊成,認為這個提法簡明扼要,但有一個疑慮:如果只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提“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有計劃”這個方面可能容易被人忽略,而“有計劃”對于社會主義經濟是非常重要的。

       

        劉國光回憶,當時江澤民說:“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產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

       

        6月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發表講話,將這三種提法告訴了大家,并明確表示,自己比較傾向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后來,此舉被認為是為十四大確定這一提法預熱。

       

        4個月后的10月12日,江澤民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報告。他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于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鄧小平當天在住地收看了實況轉播,聽完這份報告,他稱贊說:“講得不錯,我要為這個報告鼓掌。”

       

        1992年10月19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鄧小平在江澤民的陪同下,繞場一周,和代表們見面。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舉行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明確提出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圖/新華

       

        次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于這一決定,吳敬璉評價說,把十四大確定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和基本原則具體化,既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也是90年代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

       

        中國再次進入發展的快車道,當年GDP增速達14.2%,次年為13.9%。這一高速增長的態勢,維持多年。

       

        直到1997年去世,鄧小平再也沒有去過深圳,但去上海過春節的習慣,一直延續到1994年。

       

        如同他離開深圳前,留給深圳的話是“你們要搞快一點”,最后一次離開上海時,鄧小平對前來送行的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市長黃菊說:“你們要抓住20世紀的尾巴,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機遇。上海有特殊的素質,上海完全有條件上得快一點。”

      責任編輯:郭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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